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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丛书还有《秘密像花儿一样》《阿西姑娘和魔法街》《天堂来信》《远方的矢车菊》《小狐狸游花街》《瓦罐公》《兔子女孩和她的薄荷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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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字珠玑，智慧朗照

  作者：素聞（明照） 发布时间：2009-10-26 22:27:06

  三秦出版社出的这一套丛书里，我常选《菜根谭》《格言联璧》《金刚经-坛经》送人，结个智慧缘。也劝所见者如是，多与人结智慧因缘，让更多的人向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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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正史——读《儒林外传》有感

  作者：筱婷 发布时间：2012-05-30 17:12:45

          所谓“外史”者，即不同于“正史”，讲的是与那些一般场面上所说的不同的事情。然而在表面儒雅风流的背后还另一番面目。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在看透了封建社会中的读书人的悲剧命运后为他们写下的正传。

          人从出生以来有几种前途，不外乎士农工商，其余不入流者不提。而读书是首选，圣人有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然而读书人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扬名立万的。有的合运有没有那个命。但凡读书人，从五六岁其开始进学读书，十年寒窗，还是参加考试，博取功名，乡试、会试、殿试，童生、秀才、举人……一条条壕沟，随时可能栽进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但那也是一道一道龙门，越攀就越高了。读书人是一种身份，一旦有了功名就是老爷了。有了功名，富贵也马上随时而来，房子田产奴仆银子，都有人白白送来。**那一群装模作样的假名士就讨论过人生理想是什么？不过功名富贵，儿孙满堂。这就是读书人最完满的人生理想。范进中举的时候，他才听说自己就疯了，刚搬进新宅没多久，老母亲也突然兴奋过头去世了。可见，这种富贵荣华来得多么的迅速，甚至让人难以承受。

          读书做官好，当了考官，便可以想取谁取谁，自己不但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还可以掌握他人的命运了。就像周进，同情范进跟自己一样考了几十次不中，才赏了他一个举人。

          读书做官好，有了功名，便可以结识权贵，停妻再娶，做乘龙快婿，当朝廷新贵，不在乎小仁小义，忘记了父母亲孝。就像匡超人，一步一步从忠厚孝顺的少年沦落为虚伪无耻的小人。

          读书做官好，可以封妻荫子，做一方豪霸。如果不做官，哪怕是出身名门，才华满腹，都还觉得美中不足。就像遽公孙，虽然有做诗的才华却不大会做文章，气得妻子哭闹，岳丈早逝，后来妻子把全部希望又寄托于儿子身上，才四岁大，便天天拘了他在房间读书，盼着儿子高中，将来自己来能封个诰命夫人。

          但是能高中的毕竟只是少数人，更多的人考了一年又一年，都只能名落孙山，望洋兴叹。绝了这条路，读书人便只能坐馆（当教书匠），或者是当幕僚，能写会算的还可以做个会计，寻点小钱养家糊口。第一类富贵荣华了的人大多数会黑暗的官场和现实的社会所污染，整日为了名利奔波，文章才学只是他们求富贵的板砖。反倒是这第二类贫穷浪荡的，但凡是有点才气，傲气的，能做出点真正的好文章，流传后世。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都是这样的人。蒲松龄71岁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曾为孙蕙做幕宾数年，在毕际友家做塾师42年，直到61岁才撤帐归家。吴敬梓不是很热心功名，他将自己排斥在主流之外也只能一生过得清贫惨淡，但他生平有真才实学，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不过最终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还是这部讽刺小说《武林外史》。他们虽然生活清贫，但是没有忘记自我，而《儒林外史》中，那一批落魄失意的文人却是过着极度空虚的、没有灵魂的生活。马二先生是一个名扬千里的选家，就是靠为书店编选公务员考试真题和点评优秀文章出书，赚点银子过活。马二先生是八股取士的牺牲品，他思想僵化，迂腐可笑，虽然编书点评文章，却一直考不中，一把年纪了，腹中半点文才也没有，游览西湖美景，半天只说出一句套话。不过他也有善良的一面，为了帮朋友，被小人诈去九十二两润笔的银子，只好又只身清贫的到别处去了。

          这种贫穷落魄的文人还算可悲，最可笑的还是那群爱装模作样狗屁不通的“风雅名士”。娄家二位公子喜欢结交名士，并以风雅自居，然而，他们结交的名士都是什么人呢？杨执中是一个无赖混混，胡乱写上几首诗贴在墙上，娄公子们看了就以为是位深居不出的高人，两番登门拜访，最后那了帖子去请才来，没想到杨执中连城里也没怎么去过，弄丢了帽子不算，还一身邋遢，好不狼狈。再说陈和甫，自称“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都略知一二，还说大话显摆自己在京城名声如何，多少富贵官宦人家想请都请不到的。还有权勿用（谐音全无用），更是一个靠“我和你至交相爱，分什么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种鬼话骗人过活的骗子。更可笑的是侠客张铁臂，用一颗猪头骗走娄公子五百两银子。

          名士们某次聚会上谈到，到底是富贵好还是功名好的时候，先前还是强作清高的一致赞同说但享人生只乐，不须功名，但是，后来还是觉得如果功名富贵都有的全福才最好。他们这些人，其实是科场失意，却又放不下读书人的自尊心，也不愿意被人瞧不起，便假装清高，鄙视起功名富贵起来。除了这些假名士们喜欢交游以外，做官的读书人也喜欢的结交一些名人，牛布衣本来也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编了几本书，写了几首与人的歪诗，落得个虚名，不少读书人都还敬重他的名声。可笑的是他死后，牛哺冒名顶替他到处招摇撞骗，惹下许多可笑的事情。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为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做的传，讲的是读书人发达、潦倒，辛酸、苦闷的事情，以及跟读书人相关的事情。

          在这本书里，吴敬梓也并没有一味的评判讽刺，其中也写了不少忠厚善良的人。厚道本分的鲍文卿，知恩图报的向鼎，还有寄托作者理想的人物杜少卿、虞博士等。最末，那些文人名士都湮没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随着时代的流转抹去了痕迹，而那些理想也一个个的破灭了，最后只剩得“四客述往思来”，篇末一曲高山流水，直教人泪沾青衫。

          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在枝间窃听。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

          老者不单单是因为这琴声伤感，他的泪也是作者的泪。这一连串的儒林的故事，个个都让人觉得那么悲哀，含笑的泪，是最心酸的泪。不遇之伤，世风日下之悲，具在书中。述志遣怀，感慨万千。

          作者托明朝年事，写本朝故事。他的感慨和胸怀让我想起明初著名学者杨慎的一首比他本人有名得多的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杨慎《临江仙》）

          这首词，道尽了一生的悲伤，也说出了一代儒生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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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超人的堕落

  作者：虫虫 发布时间：2020-06-24 20:57:54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鞭挞封建社会科举制度腐朽的作品，可以说是写尽了文人百态，书中着重描写了封建社会对文人的腐化和残害，例如范进中举后的疯癫、严监生临终之前念念不忘两根灯草的丑态，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鞭辟入里，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从叙述方式上看，《儒林外史》颇有些《水浒传》的影子，都是古典小说中常见的“缀段式叙事”，即以一个人物引出另外一个人物，这种叙事手法的好处在于，它以人物为线索将一个个故事联缀起来，组成庞大的整体，这个整体之中又包含着无数个独立的小故事，在耐人寻味的同时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社会画面。

  作者吴敬梓在这样的叙事方式之中，塑造了多个经典角色，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匡超人，相信每一个读过《儒林外史》的读者，都会对他有深刻印象，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前后有着巨大反差，最能反映出封建社会中文人的悲惨遭遇。匡超人刚出场就让人眼前一亮，在《儒林外史》的众多欺世盗名之辈里显得出淤泥而不染，作者对他极尽赞美之词，不仅为人孝顺，而且勤奋好学、知恩图报，更难得的是他没有当时文人身上普遍带有的那种迂腐感，为人处世颇晓得变通，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对他产生好感。

  就是这样一个几乎完美的人物形象，在经历了一些人情世故之后，开始丧失人性，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至最后判若两人。值得一提的是，他这种巨大的反差在书中并不显得突兀，因为吴敬梓详细地描述出了他的转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匡超人由至善至孝逐渐变得六亲不认、甚至走向作奸犯科之路的转变来剖析古代科举制度下文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封建社会对文人的毒害之深。

  一、匡超人性格转变的三个阶段和以此折射出的几种社会现象：

  1、刚出场时的匡超人至善至孝，是古代读书人的完美典范

  《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故事始于第十五回“思父母匡童生尽孝”，古代向来以百善孝为先，匡超人的孝心感动了马纯上，后者赠予银子让他回家尽孝，回到家中的匡超人的确表现出了一位读书人的勤奋和刻苦，在为家事操劳、照顾病榻上的父亲时坚持读书，还以此迎来了自己命运的第一次转机。

  他（匡超人）便把省里带来的一个大铁灯盏装满了油，坐在太公傍边，拿出文章来念。太公睡不着，夜里要吐痰、吃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读到四更鼓。太公叫一声，就在跟前。太公夜里要出恭，从前没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儿子在傍伺候，夜里要出就出，晚饭也放心多吃几口。匡超人每夜四鼓才睡，只睡一个更头，便要起来杀猪，磨豆腐。

  这时期的匡超人，完全是一个正面形象，他尽心服侍父母、对苛刻自己的兄弟也抱着宽容态度，并且知恩图报、勤奋好学，这种上进心被本地的知县发觉，知县有意对他进行栽培，让他破例参加应考，匡超人果然不负众望，一举中了秀才。

  在古代，中秀才是很多读书人一辈子都实现不了的梦想，匡超人此时可谓春风得意，谁料世事无常，赏识他的知县被罢官，与此有牵连的匡超人自然也不能幸免，为了避祸，他只能远去杭州，也开始了自己的一次转变。

  2、匡超人的第一次转变是受到了身边不学无术的读书人影响，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之下发生了改变

  到了杭州的匡超人偶遇了一群不学无术，只知道高谈阔论的狐朋狗友，这些人以景兰江、赵雪斋为代表，他们是匡超人性格转变的催化剂，没有经历过人情世故的匡超人被这些人外表迷惑，与他们打成一片，开始一步步迈向深渊。

  景兰江这些人是当时社会上一批自诩为读书人、实际上只知道相互吹捧却毫无学术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封建科举制度的束缚之下，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一股迂腐的味道，并且以此为乐，每每花天酒地，互相之间吹捧彼此的文章以赢得虚名。

  匡超人虽然为人聪慧，但是没有识人的先见之明，他误把这些人当成读书的知己，整天和他们一起夸夸其谈，还把他们的一些歪理和旁门左道之术当作立身之本，从而使自己本来纯粹的心灵被玷污了。此时的匡超人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做出有违道德的事情，但是他的价值观有了重大改变。

  之前的他就像一块未经雕刻的玉石，如果到了能工巧匠手中，经过细心雕琢便能实现自己最大的价值，可惜他遇到的是景兰江这样一批不务正业的伪君子，从此被潜移默化，开始有了追求享乐的想法，不再是以前那个纯朴善良的少年，而他自己却没有丝毫察觉。

  3、匡超人最终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丧尽天良，走上了作奸犯科之路

  如果说景兰江等人是匡超人价值观坍塌的催化剂，那么潘三就是把他推进深渊的直接作俑者。

  潘三和景兰江等人相比，是一个十足的真小人，匡超人在结识潘三之后，彻底地堕落起来，先是助纣为虐，帮他给一位本地富豪强娶民女，在获得一笔银子之后更加胆大妄为，后来更是代替他人参加科举考试，开始做起了作奸犯科之事。

  在金钱和权力的腐蚀之下，匡超人的人性彻底丧失，为了攀上高门，匡超人竟然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谎称尚未婚娶被豪门招为女婿，导致结发妻子郁郁而终，自己也在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无法回头。

  了解完匡超人被腐化的过程之后，再来剖析他堕落的原因，这种悲剧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他的性格缺陷，其次是周围环境影响，即所谓的“近墨者黑”，最后的决定因素则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毒害。

  二、匡超人从至善至孝到六亲不认这种堕落的三个原因

  1、 匡超人自身的性格存在缺陷，导致很容易受到他人的蛊惑，这是他腐化的首要原因

  匡超人虽然为人纯朴，但是性格上绝不木讷，懂得察言观色并且见机行事，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人见人爱，屡遇“贵人”。无论是诚心诚意对待他的马纯上和知县，还是居心叵测的景兰江和潘三，都是一见面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而他这种性格为日后的堕落埋下了伏笔，最终由机灵演变成了圆滑，也就是俗话说的见风使舵，这在马纯上和潘三两件事情上显得尤为明显，两人都是匡超人曾经的恩人，然而他在得势之后非但不知恩图报，甚至开始落井下石，称潘三入狱是咎由自取，拒绝探望，随后又诋毁马纯上“才气不足”。

  匡超人道：“二位先生，这话我不该说，因是知己面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

  这种转变不突兀，因为匡超人本性中就有着机灵的一面，并不是那种迂腐到可笑的读书人，只是这种机灵随着时间和经历变了味道，让他成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匡超人性格上的缺陷不止于此，他还有另外一个缺陷，就是没有主见。从最后开始被马纯上救济，到受县令赏识，乃至最后遇到景兰江和潘三等等，匡超人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理想，反而经常随波逐流，所以引发了他堕落的第二个因素，受到周围环境影响跟他人同流合污。

  2、 匡超人遇人不淑，这是造成他堕落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前文已经说过，匡超人在因避难来到杭州之后，遇到的景兰江和潘三等人都绝非善类，匡超人每天和这些人混在一起，近墨者黑，难免会受到腐蚀。

  倘若匡超人能再次遇到马纯上这样的正直人士，在言传身教之下很有可能不会走上歪路，毕竟他本性不坏，他的腐化是一个由表及里、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在和景兰江这批伪君子交往的时候，只要能得到别人的警示，很可能会就此醒悟过来。

  浪子回头金不换，匡超人如果走上正路，凭借他的勤奋和天赋，想必会有一番作为，至少要比书中天资平平的范进和牛浦郎等人更加未来可期。

  可惜没有如果，匡超人的性格缺陷加上周围这些不学无术之人的影响，已经注定了他要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而这一切背后的根源，其实是当时封建社会及其科举制度对文人束缚的必然结果。

  3、封建社会的束缚以及科举制度对文人的迫害才是这场悲剧的根源

  匡超人的悲剧远远不是个例，而是封建社会里文人悲惨命运的典型。封建社会和依附其中的科举制度，对当时的文人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束缚。一方面，读书人想要出人头地只有科举这一条正路，为了追名逐利，所有读书人只能在这个独木桥上挤破脑袋，就像范进中举后会高兴到发疯，这在现代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其实是一种常态。

  另一方面，有些读书人自知考取功名无望，只能依靠旁门左道之术寻找另一条出路，或靠溜须拍马依附于达官贵人、或靠互相吹捧为自己赢得一些虚名，匡超人所遇到的景兰江和赵雪斋这个小团体在当时普遍存在，所以匡超人偶遇景兰江并与他们同流合污绝非偶然，即使没有遇到景兰江，也会遇到另外一批自诩为读书人的小团体而深陷其中。

  有些读书人尚且能洁身自好，那些靠投机取巧发财的人更是无恶不作，亲手把匡超人带上不归之路的潘三就是如此，他把作奸犯科之事当作赚钱的手段，强娶民女、为参加科举之人寻找替身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屡见不鲜，正是对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无情地揭露。

  匡超人最终没有超越常人，而是同样被封建社会所腐化，使得自己的名字带上了一些讽刺意味，让人惋惜也让人心痛，而他的经历，只是封建社会中无数个读书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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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乐蘅军——世纪的漂泊者——论《儒林外史》群像

  作者：林雁飞 发布时间：2014-03-03 12:37:40

  前记：有时间，我想写一篇《开卷细读儒林传》，至今为止，读到的最好的评论就是这一篇乐蘅军先生的小文。

  时间越长，我越觉得，《儒林外史》才是我真正喜欢的小说。竟然超过了《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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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乐蘅军

  儒林百态 栩栩如生

  　　金圣叹说梁山泊石碣受天文是《水浒》全书一大结束，一百零八个好汉 到此都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儒林外史》同样是写许多人的故事， 却显然缺少如此雄健而完整的布局，甚至在情节上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统一发 展的趋势，于是它被指为是后来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一类不成全书 的体裁之始作俑者。作如是观的，显然只把《儒林外史》当作一套汇集了许 多讽刺场面的画册看：所有的画面都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但是每一幅画却 各自经营独存。这种看法对一部完整谋篇的艺术作品来讲，未免粗疏。《儒 林外史》的人物事件，毕竟不是一网偶然打上来的鱼。它虽然缺少梁山泊的 归宿，或者大观园盛衰一类的进程，可是吴敬梓的内在是在寻求着一个统一 的过程的。因为生存的意义既然必须在一连串相关过程里完成，那么要表现 一个社会生存的普遍共相，吴敬梓不可能只描写一些各不相干的孤立情状。 他需要一个能笼罩全局的大结构。因此他的兴趣就不是只供献几幅嘲讽的漫 画或素描；漫画和素描是小情节的经营，重点在塑造人物，反映某一片断的 生活真相，但是对整体命运的表露，却是不足为用的。那么我们就试着把《儒 林外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假使我们顺着每一个角色的故事脉络去追踪寻迹，于是，在原只是一片杂杳的声影中，就逐渐呈现了一个涡漩式的结构，涡漩式结构固然不具有建 筑结构的严密，可是每一个情节仍然在朝向同一的终点运动（犹如每一水纹 都漩向中心一般）；从故事说，这个终点的象征就是“南京”。每一个角色 从原来散居的地方，纷纷流向南京这个中心地，就是《儒林外史》潜伏着的 主脉动作，也就是吴敬梓所寻求和缔造的一个统一的过程。虽然文字叙述上 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过程的形式结构，可是读者仍然能从里面隐隐感觉到， 那些人物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下漂流到南京来，是被同一命运所推移的。于是， 至少在这一个大结构里，作者暂时抛开了一贯的讽刺，或者说在最后的主题 里他超越了这部作品表层的讽刺，而让读者窥视到一个群体生存的大悲剧——一批知识分子的永无休止的褴褛的流浪。

  　　如果把这个过程的意义再加以分解的话，还可以做两个层次来说，第一 是，从人物开始登场到各处漂荡，以及来到南京的种种，都是不折不扣的无 数重复而又重复的流浪生涯。第二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经历若干挫败之后， 不约而同地以南京做了漂流或投诉的暂时性终点，于是南京成为某种意义的 象征。而和南京这个象征城市对比的是北京，当时京师所在。《儒林外史》 除了南京以外，因为描写各类角色的出身，曾经将场景推移到遍及南北许多 大小乡村城镇，但是却绝不实地描写北京。“京师”一词只间接提到；而当 说到“进京”，“往京师去”，或“从京师来”的时候，“京师”象征发达 和成功，同时也是一种作者避而不谈的权力象征，一个已经固结了或者说已 腐蚀了的生活样式。《儒林外史》前五分之一中大部分人物是不去南京的； 除非当他们从破陋平凡的环境里科举考中以后，他们便往北京去，像周进、 范进、荀玫、匡超人等。到最后甚至马纯上也以优行保举进京：杜慎卿则在 南京等待到少年名士的声誉酝酿成熟以后，也就奔赴北京加贡选官去了。而 相对的，慎卿堂弟少卿在家产挥尽以后，却迁居到南京来。他到南京的第一天，就结识了马纯上、蘧駪夫、景兰江，接着第二天又是季苇萧这班更典型 的浪荡江湖的名士。因此少卿人格是一回事，少卿的命运却也逃不出一个泾 渭同流。南京便是少卿在如此情况下聊以寄居的地方。对别的人讲，也都是 如此，例如萧云仙，这个少年英发的名将，半生的功业毁于谗妒，被贬到南 京来投间置散；沈琼枝以士人之女，受骗于盐商后，从扬州流落到秦淮卖艺； 王玉辉丧女亡友之余，也从徽州徬徨到秦淮河畔来了；即使原要选做翰林的 虞博士，天子说：“这虞育德年纪老了，着他去做一个闲官罢。”于是他便 从北京来到了南京。总之，南京和北京是一个对比的意义，北京是一意亢进 者的目的地。（当马纯上优贡进京以后，有人说“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直 是一条小小亢龙”——第四十九回）。在南京，却结集着一群曾经历过各种 失败的人，一批失去了目的的人，以及一批不知其所以而盲然追逐的人。于 是南京又不仅仅是一个北京式人生的对比象征，南京表征着比较更复杂的一 般人生上的问题。北京式的人生，吴敬梓曾经藉周进、范进和匡超人等痛快 的嘲谑过了；也曾藉荀玫、王惠（两人不是沉浮不定，就是造祸及身）彻底 的否定过了；于是他切断这一景，把北京干脆远推到不再关心的后台去。当 他转到南京这边来的时候，一方面他采用了一个普遍的眼光，广泛地取材； 一方面便经此而展示出多种生存的样式，包括他不厌其辞去讽刺的，和他自 己还在徬徨疑惑的；一些流行在一般人中间的俗世生活，和一些明哲者在追 寻着的理想生活。但无论是此抑或彼，吴敬梓都把它们系在同一根桅柱上， 让它随着传统和现实所形成的风向去漂浮。

  　　于是随着人物的递相赓续，开始了一种轮唱式的流浪故事。我们不妨先把前面几个属于北京的人物和一些枝节的伴奏性的角色放开不论，姑且作一 个按序的出场，那么娄玉亭和瑟亭两兄弟可以说是最先揭开了这一连串流浪 的序幕。虽然娄氏兄弟本身并没有向南京方向去，但寄身在他家门下的，如 蘧公孙、牛布衣、陈和甫、张铁臂等人，后来都浪迹到南京或芜湖沿江一带。 而且人头会以后张铁臂、权勿用贪得无厌的丑剧，使得娄氏兄弟高门贵族的 豪侠梦破碎，庇护流浪食客的那一种自尊自负受到狼狈的讽刺，从此后娄府 门虽设而常关，这一批人再也找不到如此托庇之所了。受豪门豢养的时代后 来成为一种回忆而已（蘧駪夫道：“我家娄表叔那番豪举，而今再不可得了。” 第三十四回）。虽然杜少卿的慷慨又胜于二娄，但是当季苇萧说这话的时候（同上节），少卿其实早已成了无恒产的平人，在秦淮岸边过着有出无进的生活，所以二娄“结交宾客”的时代过去以后，从蘧公孙引出的马纯上开始， 读者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士子文人孤单单地踽踽在漂泊的旅途上。即使像季苇 萧这样乖巧善谋的人，能够在穷极无聊时，入赘商家打打秋风，但是仍然不 能因此而获得生根的乡土之念；实际上他根本就脱不掉中国文人本质上的那 一种流浪命运。

  　　吴敬梓在许多故事里告诉我们，自从养士的古风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而科举渗入农村社会以后，士人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被迫、或被诱，离开了 他们曾一度生根于斯土的乡国，来到一个不再有权势护佑而实际是彼此利用 和依赖的社会上漂泊流浪（这时文人已从宾客降到被雇用的地位，例如周进、 牛玉圃、余大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证）。当知识增进以后，就和素朴简单的古 老传统生活生出龃龉来（匡超人、牛浦郎是最好的例证），而来到社会上却 又成了无用之才。再回乡村故土既不可能，于是他们便无休止的流浪漂泊， 一世纪又一世纪的。追求虚饰无用的知识的结果，是整个失去了人生的方向，这就是吴敬梓对这个科举文化提出来的最大的问题。 同时，吴敬梓不仅指出科举制度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紊乱，他更把这流离漂泊扩大到整个生存形态上去。从季恬逸的三餐无着，到庄绍光的玄 武湖隐居等等，作者简单地概括了两个类型，一个是基本物质的严重匮乏， 一个是精神上的不得要领。先就前一种看，吴敬梓在这方面的描写兴趣是相 当浓厚的。事实上，文人挨饿是个永远的苦难。我们在开篇不久已经看到周 进吃斋的苦戏，和范进草标卖鸡的闹剧了，接着杨执中这个三人小组的骗吃 骗喝等等，我们都撇过不谈，马纯上开始被饥饿所追赶而东飘西荡；牛布衣 从范进的幕客，而娄府的幕客，娄府席散门关以后，牛布衣似乎依靠无着， 就毫无目的地流浪到芜湖一个荒庵里；病死的时候，残骸之外，只有六两买 棺木的银子，和一本徒具空名的唱和诗集，而离家一千余里之外。这幕景象 自然是流落文人最凄凉的挽歌了。再说陈和甫打卦算命，永远如影逐形一样 的，承意观色在各式各类权贵的客厅里，情况的困顿狼狈也是可知的。接着 牛浦郎又冒着牛布衣的名字，离乡背井，寄食四方，双重的托身于人，到后 来不但真的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完全失去了本来的自己，居然也就借用 着牛布衣的意识在那里生活。当然，这种景况就比牛布衣的客死，悲惨之外， 还加上讽刺。然而牛浦郎的故事并不是仅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荒唐笑话而已。 牛浦郎以后，由季苇萧为首的一班浪子文人，一伙一伙地登场，包括辛东之、 金寓刘、季恬逸、萧金铉、诸葛佑、郭铁笔、金东崖等等。这一班人的共同 形象是：秀才方巾、衫履不整，以游荡为生活，没有一定的居处，而且根本 就没有行业；甚至，我们既不清楚他们来历，也不知道他们除了骗取以外究 竟怎样生活。他们像浮萍样的，忽然风向相同就聚在一起，忽然一阵乱风又 被吹散了。作者并不费文字去一一分辨他们，因此虽各有姓名，但面目是模 糊的，他们只有，也只认一顶方巾做共同的标志，只要见了方巾，就可以称 兄称友。在方巾意识下，他们结为一个大群体，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说着同 样的言语，做着同样的动作，于是在集体同化作用下，他们或结伴而行（如 牛玉圃、牛浦郎一对假祖孙，以及季苇萧一群），或孤形只影（如马纯上、 牛布衣、余大先生），艰难地，像漂鸟采食一样，流浪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大 城市之间；也像漂鸟的命运一样，没有一个地方可供长久的饱足，永远在食 尽则行的循环里生活。他们所凭藉的，既不是才智的供应，也不是真正的生 存勇气，简直只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应而已。他们既被北京的成功所拒（秀 才之伦，在科举上只能算是最不幸的和最小的成功。做不成秀才还可以去种 田，做生意，做了秀才，运气最好的是坐馆，但永远不在朝廷考虑的人才之 列），又被他们自己离弃的乡土所遗，过着逐世如转蓬的生活。魏晋时代狂 狷之士曾经自我放逐于现实世界之外，而《儒林外史》中这一群褴褛的漂泊 者，却被放逐到最赤裸无情的生存环境里来。但是我们何必只把这命运限制 在科举时代的秀才身上呢？在一个被制度所僵化的社会，和一个空谈文教、 却观念狭隘因循不进的环境，这种中层以下的知识分子永远是被牺牲的。吴 敬梓至少已经无意中（或根本就是有心的）指出：举人进士固然是糟蹋自己 人格换来，但身家性命总算保住了，唯有这些遍地流落的秀才，才是最彻底 的沉沦：既无从以道德自守，又甚至丧失了根本的吃饱肚子的能力。不幸这 种秀才又不胜其多，检视《儒林外史》全书，除了寥寥几个举人进士外，描 写秀才生涯，或与秀才差不多类层的如童生、贡生、监生、廪生之类占了八 九成，假如说《儒林外史》是一部秀才史是更切实的。换句话说，这些不能登上儒林传的秀才，便是一个社会中知识阶层的最大组成分子，也就是社会 的中等阶层（虽然在经济层面上，他们绝大多数降入了无产的贫陋），因此， 吴敬梓的全书构图已经一目了然，他早在柴霍甫前一世纪，已在关怀着这个 最苦闷无奈的人群，他认为生存的荒谬在这些人中间显出了最赤裸的面目。 因此他虽然不能不仍站在道德的立场，对他们德性上的自弃有所谴责，但是 他泄露了这一群人艰难破陋的处境，不能说不怀有某种怜悯之情的。

  　　当这一群纯粹如觅食之鸟的流浪文人，还在踯躅来去的时候，吴敬梓开 始写杜慎卿，以杜慎卿逐渐引出另一层次的精神上漂泊无主的景况来。慎卿 本人原是不能归类到任何一个漂泊群里的，他在主题上是一个过渡人物。作 者写他似乎是在转换一种趣味。把季苇萧和萧金铉等那一群太荒唐鄙吝不堪 的场景结束，而过渡到杜少卿的磊落境界上来；因为一部《儒林外史》的整 个意念并不只在浮世绘而已。而同时慎卿本人也有若干潜意识是值得讨论 的。譬如作者一直把慎卿浸染在“自我爱恋”的情绪中（慎卿举手投足莫不 属此，而最嘲谑不过的，是雨花台夕阳中顾影徘徊的一景），照说像他这样 矜贵自怜，应该及早丢开季苇萧那一班糟烂的朋友，超然高立的；但他在南 京却终日和他们盘桓，甚至与季苇萧气味相投起来，结果便正落在他讥刺萧 金铉的那句“雅的这样俗”的讽言里。以他轻世傲俗的才情，却也投顺着当 朝的权威，例如他说方孝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这种含混是非的话，不免叫 人疑惑慎卿骨子里面究竟是不是真有一个生存的原则？慎卿算得上是绝顶聪 明的人了，可是他终于自误于歧途；神乐观会来霞士的一幕，就是慎卿后来 也会去优贡选官的预言，而做官在作者的价值系统里是没有可信地位的。吴 敬梓认为一个人刻意做官，不仅是放弃一己的操守，向现成的利益投降，并 且是放弃生存意义的追求，而自堕于已经论定的模式中（因此角色一旦做了 官，作者就停止对他的传述）。但慎卿终于进京做官，那么他忍受来道人的 恶丑，也就成了一个妙喻，而不足为怪的了。杜慎卿这种徘徊于两者之中的 居间性质，对他自己来说，倒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他永远在自我修饰的 优越心理中生活，以致于总不去逼近地揭开这一层外幕，让他自己去正视内 里的矛盾虚假。于是，就是像罗亭那样太晚来的悔痛也是绝不可能的了。

  　　而这种居间性质，却在另外几个人物的精神上留下比较深刻的冲突痕迹。他们大多是被播弄在两个价值世界里，一个是既有的传统价值体系，一 个是个人良知的价值观。因为这几个角色比较带有反省的气质，当两者发生 冲突而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就有了《儒林外史》里难得有的人物的心理过 程。换言之，有了心理过程，于是才展现了人物精神上的失主和失调。像王 惠、马纯上、庄绍光、王玉辉、余大先生等，可以算是其中最显著的例证人 物了。王惠本来是跟荀玫甚至匡超人等同型类的，他接受官场上现成的一切 作法；但是归降宁王的罪祸，使他在现实生活上不得不抛掉旧有的一切，逃 匿江湖（陈和甫替他扶乩已预言：大江烟浪杳无踪）。在这形体的流浪中， 精神当然有无限痛悔，不过这起始的痛悔，只是对降顺的事而言（扶乩辞说 “一盏醇醪心痛”，王惠投降时，宁王曾赐酒一杯。）还不是整个思想和心 理的转变。直等到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出现，从他的故事，我们看到王惠的 最后面目，那才是一个经过挣扎而彻底痛悔的人；但却是一种可怕的悔恨。 王惠对数十年来万里寻亲的儿子（即郭孝子，这时已“花白胡子”了）说： “我是没有儿子的”，终于到死都闭门不见。他以弃绝伦理做个人的赎罪， 无宁是太偏妄了。庄子说“无入而藏，无出而阳”（达生篇语），如此，则王惠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精神安居。王玉辉的悔恨却不同于这样。一方面他没 有采取前者那种艰难晦黯的方式，开始的时候，王玉辉执意赞同女儿做那“青 史上留名的事”，让她在丈夫死后活活饿死殉节。王玉辉那一种斯芬克斯（Sphinx）式的冷静，的确令人震惊；可是贞节牌坊竖完了以后，死人荣誉 的荒谬，和活人情感的痛切，终于榨出了他一丝半点的被礼教所枯涸的人性 来。我们看到他流出了眼泪，一个平常人悔恨时应有的眼泪。这眼泪虽然没 有使他的心灵完全复苏，但至少我们总算看到了“痛苦”；这痛苦是几世纪 以来，在错误道德重荷下，所透出的一声哽咽。而另外一方面，王玉辉的悔 恨又比王惠要复杂的多，王惠不过是是非分明的个人取舍的问题，但王玉辉 却负担着对传统道德的信念面临考验的问题。王玉辉一切举动都是从一个概 念里演绎出来的（他毕生致力写三本书，字书、乡约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 礼书），例如要女儿殉节，就是那最戏剧化的道德箴言“饿死事小，失节事 大”的不折不扣的实验。吴敬梓对传统道德最大的一个疑问是：当它（传统 道德）中间的某些只萎缩成了形式的训条以后，它对我们的生存内容，究竟 会腐蚀到如何程度？但是这种经过几世纪堆砌成的信念，在王玉辉心里，却 不太容易动摇的。女儿牺牲了以后，痛悔未消，他看到苏州妇人公然抛头露 面地游船寻乐，又不自禁地泛起了“道德”的愤懑。事实是，像王玉辉这样 的读书人，可以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既然不能向实际的生活学习，只有 仍旧把握住那一部自古及今的经典不放手。唯一还存有一线希望的是，他终 于曾逸出旧有的规范徬徨过一阵子（假使一个人物从来无需徬徨，那必定不 会使人满足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就充满了徬徨之苦；唯其如此，我们才 会觉得他跟我们一起生活着）——只要人的心还有一部分在呼吸着，它就是 脆弱的，它不能被一种制度永远撑持在那里，而不想逃脱掉。

  　　和前两人相比，庄绍光又不同。他在全书中被作者划归在智者一小群中；大致来说，他已经超脱了如王惠、王玉辉对形式的追求。作者竭力强调他那 一种超世遗俗的风格，而他的优雅从容也似乎给了我们某种信心。可是庄绍 光终于还是逃不掉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终久要遭遇上的问 题，就是出与处，为与不为的困扰。庄绍光固然绝不屑像王惠之流夤缘以求， 但是天子弓旌招贤，以礼乐教养垂问，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就不能像山野之人 一样的掉头不顾而去。对于文化制度的关心，是知识分子不贷之职。于是庄 绍光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选择：究竟是保全素志？还是奋力行道？在这种难题 下，作者吴敬梓忽然做了一个很意外的解决：当庄绍光正要向天子奏对的顷 刻，忽然头顶心一点难忍的疼痛，竟使他当时答不出话来。回来除下头巾， 发现里面一个蝎子，他笑说：“藏仓小人，原来就是此物，看来我道不行了。” 第二天自己又揲了一个蓍，得“天光遯”，于是此后庄绍光主意便定，一心 恳赐还山。这显然是一个避重就轻或者有意晦涩的描写，以西方小说的观点 看，可能是难以接受的。而反过来，这种遁入神话的技巧，却是中国小说里 穷而后通的常法，它把艰苦的人事挣扎化成一个含糊隐约的神谕。在艺术上 的得失，或许是张力的削弱，而也可能是表现了暗示的简洁。总之，庄绍光 在表面上做了一个不选择的选择。但对作者来说，庄绍光的事件并没有就此 平息。不久，在归途上，他由一对老夫妇的暴死和“走尸”（僵尸）的恐怖 景象自悔说：“吉凶悔吝生乎动”，京师应诏还是由于“到底是义理不深”。 作者在这里让他去自讽了一番。然而庄绍光悬崖勒马，问题的症结还不在这 里。天子赐他玄武湖隐居，他们夫妇搬到湖中大洲上住，“门口系了一只船，要往那边，在湖里渡了过去；若把这船收过，那边飞也飞不过来。”从此坐 拥山水，果然是世外高人。但是有一天，这个封闭式的宁静还是被扰乱了。 逮捕倾慕绍光高名而来的虞信侯的官兵，千枚火把，把花园团团围住。世网 是难逃而且不可逃的。即使是优越的心智，也仍旧要被牵回到人类普遍生存 的环境里来。因此吴敬梓不以为庄绍光的高蹈便解决了问题。和庄绍光君子 之悔相对的，是余大先生的暧昧。余大先生和余二先生洁身自爱的行止，在 五河县的势利薰心之中宛如云隙中一片蔚蓝的天光，但是在无为州关说人命 的事，固然是白璧之瑕，在南京向迟衡山、杜少卿请教郭璞风水，也还有几 分犹疑。余大先生有知识分子向善的良知，但是现实问题的驱迫（例如需钱 葬母），向传统权威的惯性服从，诸如此类，尤其是书生性格的缺乏独立特 行的见识，也终将使一个人迷途。只是余大先生是一个暧昧的人物，他内心 里，究竟有过怎样的迷惑和忏悔，作者完全用浮云掩月的方式交待过去。

  　　吴敬梓藉上面这几个人物，在《儒林外史》里构造一个可怀疑的世界， 以对既存的价值观提出种种质疑。然后吴敬梓又撇开这一群人，作了一个完 全不同的假设，就是：在这一班士子的徬徨无主之外，仍旧有某种确定的价 值或信念，可以永恒规范人生是不是可能的？这层意思吴敬梓用祭泰伯祠一 事作最高象征来描述。为了泰伯祠，作者特别引出虞育德这个角色。并且把 虞育德塑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完美典型，他除了具有农村型的朴实敦厚的 天性以外，并且笃学而励行。他的降生也有一个小神话的预言，他父母祷于 文昌求子；文昌君赐了一个字条是“君子以果行育德。”他确实是一个果行 育德之士，他有比一般士人刚强得多的道德意志；因为这个缘故，也就很幸 运地在他个人的世界里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信念，就是他不懈地理智地抱持着 古典的理想，永远努力实践古人的完美品德。主持泰伯祠的祭祀，应该就是 虞育德这一种精神事业的最高象征了。吴敬梓要把一个知识分子高尚而庄严 的心灵，投像在古典的仪式上。他似乎要藉恢复古老的礼乐制度，来回忆往 昔的楷模，和对于古典文化的信念（仪式是信仰和崇拜的表征）。据说泰伯 祠的祭祀，当时非常成功；而虞育德也成为一个雕塑型的纪念性人物，他完 善的精神凝结在每一个刻面上。他整个人格的表现，是一个妥妥帖帖的完成 式（请注意他一大半故事都是追述的），无论是庄绍光或王玉辉式的疑虑都 不能来扭曲他的形象。但是，这个事业是否真能永恒呢？祭泰伯这一仪式， 事实上并没有信仰的热情，而只是理智的瞻顾——泰伯避太王传位而逃隐， 断发纹身，永居草野；迟衡山、杜少卿发起建祠的意思，不过是藉此颂扬隐 退的高志以自白罢了。——吴敬梓不厌其详的条述祭祀的每一细节，制造了 堂皇逼真的气氛，但是在这种错觉之后，却是形式的枯燥；不错，整个祭祀 的过程只是形式的追溯，和理智的模拟，而独缺少某种生命的热情。缺少热 情的东西可能也无法长远存在，于是，虞育德本身虽然逃过了吴敬梓正面的 批判，但泰伯祠终于很快地颓坏了。王玉辉来南京的时候，他拂去灰尘才看 到当年的仪注单和执事单，乐器和祭器都锁着；全书收场的时候，最后呈现 出的泰伯祠，更纯粹是废墟的荒凉：远望大殿的屋山头倒了半边，大门倒了 一扇睡在地下，里面空无所有，槅子楼板不剩一片。唯有小孩子在门前踢球， 老妇人在丹墀挑野菜。古代的碑碣是要倾颓的；虞育德并不能藉仅仅激于义 理的善，就把往昔完美的道德世界重新建立起来。

  　　而这个譬喻还不够，其他方式的落空仍旧还会不断的上演。泰伯祠大祭 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些非常异样的画面，带着神话和传说的诡秘色彩，闪现在山野和荒边。郭孝子万里寻亲，萧云仙明月岭救难，以及青枫城的功业， 确实和前面那一班闲无所事的文士不同。吴敬梓似乎是想在接近尾声的时 候，努力再藉寓言式的想像有所振作，可是结果他还是不可避免的用了嘲讽 的手法。郭孝子精诚所至，可以克猛虎化恶人，但是却终于不能感动自己的 父亲；萧云仙文治武功，耕作教化，俨然是一个理想国的构图，结果也是海 市蜃楼。所以这两个故事和泰伯祠布景虽异，而本质相同，他们虽然努力以 理想主义自负，暂时逃过了形式的失败，结局还是一样的空洞。

  　　于是，在庄绍光的犹疑和虞、郭、萧等人的果行之间，又有了杜少卿的 率意而为。吴敬梓显然把少卿放在最了悟的一个层次上，如余大先生的含混， 王玉辉的迂执，对少卿是绝不可能的；他也无需像庄绍光一样在犹疑中选择。 他虽被人当糊涂少爷去欺骗，被人当败类去嘲骂，可是他了然无碍于心。千 金散去，认为是快意豪举，河房蜗居，也不悔典当度日，而这一切并不仅仅 说明少卿具有倜傥不群的个性而已。少卿在豪杰的慷慨之外又复别具内涵。 他对古典文化深具敬爱（例如捐助泰伯祠最慷慨），但谈起古人却另有见解（如说诗经）；他既然能够痛斥风水的愚妄，当然也能明白王胡子黄大这流 人的狡诈贪婪，可是他终于还是以赤子之心去包容施舍；对于求助于己的（像 鲍廷玺、郭孝子等），他怀着古代的道义精神；对先祖的怀念，流露着高尚 的家族情感。总之，杜少卿具有一个古典而同时又浪漫的精神人格。另一方 面，他和庄绍光一样，以辞官为高，然而却从来没有兴起过做岩穴之士、高 蹈深隐的念头——假如他真羡慕过像庄绍光那样的玄武湖生活，他大可以早 早买山而居的。娄敬亭临终劝他趁家业未尽之前，到南京去做些事业，但是 在南京却是高兴起来就夫妇去游游山，或者交结自虞育德、迟衡山、以至季 苇萧这些不等的人。“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少卿似乎在追求着这一种 境界。他不关心世俗的利害，但对生存的利害，应该是极透彻的，所以他虽 然对虞育德极为钦敬，却从来不加以模仿；他似乎不打算建立任何固定的成 败利钝的价值观。他只抱着“以无厚入有间”的态度，在艰苦的生存中争取 一分从容；因此家产挥尽，对他不是丧失什么，而是让他充分自由地，以不 分町畦的身分投到广大的生活场中来。而，尤其超乎这一切意义之上的，是 少卿具有《儒林外史》里其他人物所从来没有表现过的一种品质，就是一种 纯洁而诚挚的情感的品质。像季苇萧、萧金铉那种没心肠不去提它，匡超人、 牛浦郎是极端私己的自爱；杜慎卿、庄绍光也不免自好自爱；郭孝子对父亲 的苦孝，余二先生对余大先生的手足卫护，可以说是天伦之音，但总让人感 到基于天职的成分甚于感情。唯有少卿不然，他对祖父、父亲怀念的敬爱， 常常被人利用为骗取好处的进口，他对忠仆故旧的诚挚之爱，使他超越了贵 贱尊卑的形式；他对妻子的知己情爱，使他遗礼弃俗，纯纯然如天真童子。 当他面对恶人恶事时，他毫不犹疑地立刻报以愤激，当他目睹悲苦，他不自 禁地攘臂而起。他的情感永远像溢满的泉水一样的湓涌。在《儒林外史》这 样一本书里，而描绘了少卿这样的人，真正是可惊异的事。像季苇萧以至于 庄绍光等固然不足以窥少卿情感的堂奥，而尤其具有反省意谓的是，以少卿 这样情感品质的人物，和作者有意塑造完美的虞育德比较，就产生了一个相 当重大的意义：假使我们说虞育德归结还是一个失败的角色的话，那么，他 缺少的正是少卿的这份天禀。虞育德的善和少卿的善并不在一个天地中。我 们不妨把虞育德水中救人的善行和少卿种种冲动的豪举比较，前者是理性的 道德理想主义，后者则纯然是浪漫的精神。无疑的，理性的善行是可尊敬的，但不一定能把握存在的本质，我们或许能肯定地说，作者似正企图以少卿这 样角色把人类从虞育德那冷静的纯然知性的宇宙里交换出来，因为由生命来 表现的美德，不是雕刻在坚硬的石碑上的，而是在温暖的蠕蠕而动的心田上 呵养出来的。少卿差不多是作者赋予了最丰富的人性的角色了。他被保有了 完整性，因而没有前后牴触的自讽举动。然而尽管如此，少卿不自讽，而人 生却酸苦地讽刺了少卿，秦淮卖文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后来竟至于追随虞博 士漂流寄生去了——形式上和季苇萧简直没有差别。则不后悔又何如？他对 余大先生说山水朋友和天伦自足的快乐，虽然不会是遁辞，但是和浮士德最 后颂赞生命的那一种衷心的欢悦，相差实在太远了。像他这样本性原是极慷 慨自负的人，虽然始终不违初衷，行其所愿行，可是整个生存过程的空虚， 他应该有某种无从言说的痛苦。而且从社会的生存看，少卿也不免还是个浮 游分子，他仍然反映了一个失去重力的世界，一个只有属于个人的哲学并不 足以维系普遍生存的空虚时代。

  　　除非比少卿心灵更素朴的人物可以心安理得，生存无憾，像蘧太守和蘧 景玉父子，薄田敝庐、唱曲吟诗可以消遣；像鲍文卿守己行仁，一片朴实的 恻隐，但不久作者就让蘧公孙代替了景玉父子，以鲍廷玺代替了鲍文卿。往 昔纯朴自足的理想已经结束（蘧太守、蘧景玉、鲍文卿的死，在书中特别被 提到，尤其蘧景玉英年早逝，应该不无意义。）至于书末最后四个市井奇人， 也不过聊以寄意而已。

  　　总结之下，《儒林外史》差不多展现了中国文士社会的传统生活全貌，这里面虽然有许多结构上的层次，但都重叠在一个基点上，就是所有的生命 都被投到“无用”的和“废置”的情境；只是被生活的浪潮无意义地追逐着。 这个“无用”和“废置”的痛感被吴敬梓用闪避的和哑口不说的方法掩饰过——全书实在缺少充分的心理呈现和内在自白——他让他的人物只有客厅式的谈话，而绝不曾出现角色的内在互诉或自诉。但这只能算是吴敬梓一半的 过失。中国传统的生活态度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且这外表的闪避和含糊，其 实也某种程度地反映着内在。柴霍甫笔下的“多余的人”会在一番挣扎之后 自裁（例如伊凡诺夫、和海鸥里的特里波夫），可是《儒林外史》人物却无 止境地在忍受丧失信念，被废置、和流浪度日的生涯；既不断然反抗现实， 也不完全弃绝现实。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物并没有足够的道德意 识，来从事严肃的选择；而另一部分则遁入儒家的容忍，和道家的逍遥这两 条现有的路子上来。但无论如何，这并不表示个人对生存意义的寻求已得到 了真切的答案。事实上，吴敬梓已经做了这样的结论：“风流云散、贤豪才 色总成空”（五十四回收场诗）、“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末 回终场诗）。也许我们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中国最彻底的一部描绘知识 分子虚无思想的作品。

  　　（选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197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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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的大虾元子和马二先生的酥饼

  作者：Y小姐 发布时间：2010-04-23 15:23:06

         不知怎的，一遍一遍读来，提起儒林外史，最先想到的却都是范进守制时的乔张作势，以及他迫不及待夹起的那一粒大虾元子。

      窃以为，范进夹大虾元子的动作，完全可以成为本书一切故事的缩略图：做张做致，奉礼守法处几乎骗过众人，无奈作者妙笔一转，卖出个破绽：大虾元子，人家还是要吃的；大官，人家还是要做的。

      满口子曰诗云举业文章，究竟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唯提到名利二字，眼睛也亮了，口水也流出来了，礼义廉耻统统不要了——当然，虽然当了婊子，牌坊一定要立起来：毕竟立牌坊是当好婊子的必要条件。

      吴敬梓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几乎“骗过众人”，不到紧要关头，一点破绽也不露，引得你以为进了桃花源，却猛然飞来一笔，告诉你这里头其实无聊又龌龊。

      特别是娄家二公子一段，一开头写来真真风流韵事，二公子固然是人才，杨贡生虽然有些倒三不着两，但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显见着又是一次三顾茅庐，写张铁臂也是豪爽好汉行径，谁想到头来不过一群呆子市侩之徒，非特蘧公子觉得没趣，我们看了，也有一种被骗的气愤。

      至若蘧公子年少轻狂一场，最终也是苦苦举业；匡超人孝感动天，最终变成忘恩负义之徒；鲍长卿忠厚好人，却以鲍廷璽之龌龊收尾。骗过众人，却也值得众人一哭。

      如何道貌岸然家风纯朴，遇到大虾丸子，不免还是要把筷子伸得又急又长。

      

      书中的风流人物，似乎公认非杜少卿莫属。少卿兴许有些像作者本人（好玩的是，杜慎卿倒有些像作者的死对头袁枚），因此书里的描写有种迟疑自矜之感。至于文人盛会之类的韵事，写得实在不高明，像《海上花列传》里头齐韵叟办的那场PARTY，拿肉麻当有趣。杜少卿当然好，却不讨我喜欢。

      真正让人感慨不已的，还是迂夫子马纯上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心好”，虽然读的都是举业文章，人也有些呆呆的，却仍不失赤子之心，慈悲得一塌糊涂，恩人要帮，陌生人要帮，骗了他的人，能帮的也还是要帮。

      最喜欢马二先生游西湖一段，这样一个高大壮汉在人堆里撞来撞去，满眼是熟肉铺子糕点店，自己穷，只好吃酥饼，也是津津有味，吃了个饱。明明说女人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却望见三个女人下船换衣服，连换的什么花色也看得清清楚楚。西湖在他眼里当然不是文人雅士那么“浓妆淡抹总相宜”，却实实在在，一派市井繁华，读来不觉得可厌，只觉得可亲。无怪乎马二先生面对景兰江之流坦坦荡荡，原来是眼里心里有这么美好的人世。

      可惜这一番游玩，却让他认识了匡超人。

      好心不得好报，其实算不得什么，让人绝望的的是好心却种下恶果。匡超人当初必定伶俐纯朴，最终却也不过如此。

      那么我们批判什么？是科举让珍珠变成了死鱼眼睛，还是知识让水晶化为石块？

      可是没有科举，没有知识，还是有匡超人。

      说到底，也许还是欲望。

      也许还是让范进欲罢不能的那一枚大虾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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